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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华委员 现代社区与通向和谐社会的路径
200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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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科协副主席刘达华访谈


    刘达华,高级农经师,深圳市宝安区科协副主席,深圳市首批优秀年轻科技人才,广东省千名跨世纪优秀年轻科技人才;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农业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生态学会会员、深圳市科协委员、深圳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深圳市青年科学家协会委员、深圳市农学会理事、深圳市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
    刘达华先生1982年毕业分配到深圳工作之后,1983年曾系统地论述了发展特区城郊型农业的战略构想及建立“贸工农”型产业环流问题;1985年曾对宝安县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综合调研,提出了较具参考价值的决策意见;1986年曾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农业的科学涵义、实践意义及其建设措施;1987年曾从深层次研究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户籍制度改革及农村城市化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已在《生态学杂志》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近百篇,合著出版《深圳土壤》、《农业综合现代化研究》、《深圳农村城市化发展纵论》等专著10部,个人专著《从农业小县跨进现代化大都市的研究》、《现代社区研究———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由香港名人出版社和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总计200多万字。其中,有28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等文献书刊全文转载;有26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获优秀论文金奖、特等奖和一等奖等奖项;研究成果曾获广东省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2项、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等奖项;曾获深圳市优秀青年、深圳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9年经全民投票评选为宝安区十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之一,2003年7月获广东省科普工作先进个人荣誉,2004年12月获全国科教进社区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其业绩入选《世界名人录》等辞书。
    刘达华先生的科研成果重点涉及到如何建立与深圳这一新兴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的农业经济理论的重大问题,对指导和推动深圳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达华先生近影。在400年以前,人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夜晚能看到的星星则是镶嵌在天穹上的,而乔尔丹诺·布鲁诺却认为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他积极地向公众宣讲他的思想和知识,因此罗马教廷才会害怕他。
    我们是否注意到了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是否忽视了另外一些激动人心的事实?发明一种疫苗,把曾经肆虐了数千年的病魔从地球上彻底消灭:那是人类与天花作战的故事。建造一个数百米高的火箭,把人类送上一个距离我们38万千米的天体,然后安然无恙的返回:那是人类登月的传奇。今天,我们能通过GPS系统确定地球上的任何地点;而在数百年之前,一些大洲尚未被完全描绘在地图上。今天,地球奇迹般地养活了60多亿人;而在上一个一千年,老鼠传播的疾病完全可能造成一场大灾难。古生物学家至少已经能部分的回答“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而天文学家更已经能回答我们的太阳系从何而来,银河系从何而来,我们的这个宇宙从何而来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我们居然能如此理解自然界,我们竟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人类这个物种的命运。
    从这些奇妙的事实中,我们应该感谢科学。正是因为科学人类才能得以顺利地延续。
    今天,本报记者采访的是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很早就立志于献身科学。如今,他以他的《深圳土壤》、《农业综合现代化研究》、《深圳农村城市化发展纵论》、《从农业小县跨进现代化大都市的研究》、《现代社区研究———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与管理》等专项研究,让我们身居的这个城市,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少走许多弯路。
    他就是区科协副主席刘达华先生。农村城市化后,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记者:《现代社区研究———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与管理》是您关于“农村城市化”课题研究的第三本书了。请问您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农村城市化”这个课题呢?
    刘达华:农村城市化是我国面向21世纪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综观人类发展史,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繁荣进步的重要表现。农村城市化可凭借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地域经济优势来促进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随着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如何确立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路向,如何加强农村城市化后新转制城市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记者:深圳农村城市化才刚刚在其形式上取消了农村体制,您认为其中亟需协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达华:目前,深圳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劳动适龄人口占88.41%,20~2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15,且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文化结构呈现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技术型人才和低学历、低素质的劳务型的打工者密集的两极化趋势,刚转制的社区还出现了一批新的待业人群和人口的老龄化现象,贫困人群也开始出现。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农村城市化后就有5万多原村民面临再就业。如果这些人没有就业,无所事事,必将成为社会问题。在过去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辖区人员的单位所有制和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就可以把成分比较单纯的社区居委会的社会秩序管理好,现在则面临着力不从心的被动局面。社区外来人口的极度膨胀和人口结构性变化的加剧,致使社区实行管理和维护稳定的难度增大。
    记者:社区居民综合素质偏低。这也应该是城市化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吗?
    刘达华:是这样的。从一般居民看来是普遍存在着文化水平偏低和劳动技能较弱的情况,从管理层来看是管理班子绝大多数是“洗脚上田”的原村民,管理水平普遍较低。据宝安区调查,2005年全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15万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仅14900人。如公明楼村社区的3439名户籍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54人。2004年11月,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对部分有就业愿望的待业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人数229人,其中原村民待业人员94人,占41%,调查结果表明,原村民普遍文化素质偏低,职业技能缺乏,择业范围较窄,加上社区就业渠道和就业方式单一,社区原村民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探索社区新体制模式,对巩固发展农村城市化成果,促进社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您如何看待社区管理模式及其良性运行机制?
    刘达华: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体制主要有: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套班子人员相对独立,各司其责;但是,我们的现状是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套班子的领导互相交叉兼职;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套班子,一套人马。由于社区管理体制很不规范,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构建新的社区建设组织体系的任务很重。从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建立的社区特点看,社区建设如果采用政府型管理体制,有可能挫伤广大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损害居民的某些利益,也不符合社区的发展趋势和居民的生活要求。如果实行完全自治型的社区管理体制,则可能削弱国家的基层政权,也不符合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制的社区实际,特别是对庞大的外来人口进行综合管理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把两种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构筑以自治为基础、行政为导向的混合型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小政府、大社会”、“小社会、大服务”的形式,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
    记者:您认为对深圳来说,哪一种社区管理模式最适合?
    刘达华:目前,在推进农村城市化中,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发展目标模式。从深圳市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态势看,深圳市社区发展的目标模式最终将统一在改良后的罗湖区坭岗模式上。
    深圳市社区发展模式的目标内容是:形成配套性、系统性的组织框架,明确整体性、联动性的组织关系,全面性、立体性的准确职能定位,职业性、社会性的高效多元队伍,能动性、规范性的有效管理机制。
    深圳市社区发展模式的近期基本架构为: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个班子人员相对独立,各司其责。同时,改良社区设置,将部分辖区太大或偏小的居委会进行分拆、合并和调整,并设置社区工作站,实行“一站多居”、“居站分设”的社区管理体制。同时,随着区、街道辖区范围的分拆细化,建议逐步撤销街道一级建制,强化社区工作站建设,以社区工作站逐步取代街道的部分职能,将社区工作站建设成为专业化的社区工作机构。
    记者:在您研究现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比较之后,对于宝安来说有什么启示?
    国内外现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区推进社区建设和管理非常有益,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加快社区建设的推进力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抓好社区组织建设,重点是建设好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进精品社区创建活动,探索完善“一居一品”建设格局;健全资源共享机制,营造社区建设新格局。(下转15版)
(上接16版)要警惕由于城市社区社会群体人口的异质化,产生的“社区冷漠”现象
    记者:在社区的建设中,如何处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的人群?如何让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和谐地融洽在一起?这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吗?
    刘达华:是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建立的城市社区,由于异质人口的互动频繁,先进的观念和文化易于被接受,故社区文化自然表现为多样化和开放性。要使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的人群、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和谐地融洽在一起,必须促使社会群体人口(而不是单社区构成人口)具有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代城市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前提条件是社区环境与质量的状况,当居民居住在一个环境优美、卫生整洁、服务上乘、自由舒适的社区时,其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必然的。反之,由于城市社区社会群体人口的异质化,则产生“社区冷漠”现象,社区参与意识较差。
    记者: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培养和提高外来人口的文化素质?
    刘达华:提高外来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首先应促使其成为学习型个人,学会认知、学会处事、学会创造、学会生存,形成具有良好学习动机和主动学习态度,具备基本知识和学习方法,懂得运用资源进行学习,使学习成为其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持续终身的活动。其次,政府要认识到学习是每个市民(包括大量的外来人员)的基本人权而非少数人特权,因而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外来人员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为每位外来人员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提供必要的物力和财力。企业要为员工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效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这既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也是外来人员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和生活所企盼的。
    记者: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原住民的素质并不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刘达华:农村城市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城市化”,即人们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等综合素质和传统生活习惯与现代化城市的衔接。一方面,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也要被改造,成为适应城市化的人。农村城市化中人的素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一筹。目前,大部分社区原村民的整体素质与现代化城市居民的素质还有一定的差距,观念较为守旧,创新意识不强。因此,在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促使原村民在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上向现代城市居民转化。只有实现原村民素质、观念和行为的城市化,农村城市化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学习化社会,以最恰当的方式为原村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改变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意识,树立与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是提高人们综合素质最有效的途径。矢志科学,造福人类
    记者:您是学农业的,为何专心研究农村城市化?早在1991年深圳政府还未提出城市化之前,您就预见性很强地提出了城市化问题。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基于一个什么理念?
    刘达华:农村工业化必然带来农村城市化,因为工业化过程带来现代经济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这种聚集过程到一定时段,便引起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就感受到了深圳农业商品化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现实。因此,从1991年开始,我就把农村城市化问题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首先,基于深圳村镇建设无序开发的实际,于1991年撰写了“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村民统建楼的意义”的研究论文,提出了“珍惜黄金地,营造统建楼”的理念,阐明了发展村民统建楼的三大好处。同时,基于为农村城市化培养造就和准备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及企业家队伍的目的,1993年曾向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提交了改革城乡户籍管理“二元”结构、实行“绿卡”户口管理和“务工证”管理办法的宏观决策性研究意见,建议实施技术移民、投资移民、购房入户政策,以及适当解决环卫工人、种养专业户、消防队员等特殊行业人员的户籍问题,加强对占深圳市总人口近70%的外来人口管理。经深圳市委、市政府多个部门的综合研究,促成了深圳市购买商品房配迁蓝印户口政策的出台。最近深圳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技术移民和投资纳税移民的配套政策。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符合深圳农村城市化实际的。
    记者:好多年前曾经采访过您。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您的自勉:研究科学,探求真理,矢志不倦,造福全民。这一次出版的新书,这首自勉诗就印在扉页上。您的行动确实也在实践着诗中的内容。对于您而言科学的探索会始终贯穿于您的一生吗?
    刘达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始终认为,理论是前导,现在许多东西还缺少理论。缺少正确理论指导,社会就不能稳健前进。因为正确的理论,可以指导经济和各项工作健康发展,少走弯路,可以避免每个人都去“摸着石头过河”;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旗帜鲜明的指导,社会就更进步,更发达。说起搞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商品意识浓厚的深圳专心于学术研究,我也有常人难以忍受的无奈和痛楚,但我从迈出校门起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是研究科学,探求真理,矢志不倦,造福人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多次跟朋友同学通信中说到:一个人要是没有理想、没有事业,再富裕、清闲的物质生活也会是空虚无聊。但事业心强的人也并不一定能有所成就,这是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奋发、毅力分不开的。(宝安日报记者唐冬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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